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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学术笔谈】
徽商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形成并保存了数量可观的商业文书资料。遗存的徽商商业文书类型多样，内容丰富，具体记录了徽商资本组合、货源组织、市场销售、经营开支和货币结算等经营活动，较为细致地呈现了徽商经营的实际形态，是徽商研究乃至中国商业史、社会经济史研究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徽商文书是徽州文书的主要类目之一，因此徽商文书的发掘整理亦得益于20世纪五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徽州文书两次大规模的发现。在两次徽州文书大发现中，徽商商业文书得到了初步的整理，相继公布出版了部分整理研究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等。但是，在这些整理成果中，公布的徽商文书数量偏少，且系统性也略显不足。与此同时，在徽商文书发掘整理的过程中，学者们开始利用文书资料研究徽商，例如张海鹏先生等主编的《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第十章“徽商个案研究”，即利用了多份契约合同、阄书及商业账簿等文书资料，研究了徽商经营方式。其后虽然也有部分徽商文书研究成果的发表，然而大多只是停留在个案研究的层面，综合利用文书的整体研究成果不多，也说明徽商文书资料的限制，制约了徽商研究的深度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一大批包括徽商文书在内的徽州文书整理成果影印出版，如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1～6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至2017年版）、李琳琦主编《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千年徽州契约文书集萃》（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封越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徽州文书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019年版）等，以及各地徽州文书数据库的上线，为进一步利用徽商文书资料、深化徽商研究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徽商文书类型多样，系统完整，为深化拓展徽商研究提供了门类齐全的原始资料。从业已公布的徽商文书来看，在徽商经营的盐、典、木、茶等行业中，几乎每个经营环节都有文书遗存，显现出徽商文书类型的多样性和系统完整性。例如，在商号开业之初，既有商人出资合伙经营的合同契约，也有官府批准经营的执照、引照和引票等；在商业经营过程中，不仅有徽商的订货单、销售单、发货票等，还有银钱簿、进货簿、销货簿、开支簿等各种类型的商业账簿，以及年终决算的盘单和利润分配的红单。即便是徽商商号歇业，也有股东之间进行财产清算与处理的协议合同等文书。这些类型多样、系统完整的商业文书，覆盖了徽商开业、经营、结算，乃至关张歇业等环节，较为细致地呈现了徽商经营的实际形态，因此利用这些文书资料可以对徽商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徽商文书所载商业经营信息真实、具体，且时间前后连续，为深化徽商研究提供了翔实可靠的研究内容。在徽商文书中，尤其是商业账单、账簿等，不仅详细记载商业资本、商品价格、销售数额、工资和开支等经营信息，而且时间前后连续，表现出较好的信息完整性。例如，明代《万历程氏染店查算帐簿》，详细记载了万历十九年（1591年）至三十二年（1604年）连续13年的资产、利润盈亏、股东与资本数额等经营信息。清代《乾隆万隆号帐册》，记录了乾隆七年（1742年）至二十九年（1764年）22年的股东资本与利润、支用等经营信息。清末徽商兆成号盘单、抄单记载了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长达61年的股东姓名、资本数量和所得利润金额等信息。志成号商业账簿76册，记录了咸丰元年（1851年）至十一年（1861年）11年的进货、销售和日常开支等经营数据。这些连续记录的经营信息为研究徽商资本与利润分配制度的变迁提供了翔实完整的数据，为研究徽商经营变化与社会经济变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
虽然徽商文书资料的独特价值，为深入研究徽商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但是利用徽商文书资料，进一步深化拓展徽商研究，尚需要在整理研究的深度广度上下苦功。
融合徽商文书资料与文献资料，积极开展徽商相关理论问题研究。首先是利用徽商文书资料，对徽商研究中已经形成的相关概念、理论等进行再审视，从而验证、夯实徽商相关概念和理论，或者修正、补充、完善已有的结论。例如，徽商大贾、中贾和小贾的概念，需要借助账簿、分家书等文书中有关资本数量的记载，进行具体的量化计算，从而对其概念形成明确的定义。其次是利用徽商文书资料，对徽商经营中的基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如徽商资本研究、徽商与明清市场研究、徽商资本风险管控与产权保护研究等。其中，徽商资本风险管控与产权保护研究，主要考察徽商在金融制度不健全、产权意识不充分的社会环境下，如何筹措经营资本并进行资本风险管控，进而实现产权保护与经营效益增长的关系。徽商合伙经营合同中有关官利余利制的约定，为这些问题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28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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